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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来，李渊给大唐定下了一个不出错的大框架，这也保证了大唐可以照常运行百年。
这个大框架为李世民所继承，他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有了更开阔的视野。
有了这样的基础，李世民也可以安心在一个已成体系的大框架进行优化。
后人对于贞观之治的了解，绝大部分来源于吴兢编纂的《贞观政要》。想要去追溯为何贞观之治会得到后世如此的推崇，也离不开对这本书的研究。
在二十世纪之前，这本论著收到了历朝历代的褒赞之声，二十世纪后出现了一些批判性的见解。
对贞观政要的批判声音，一般认为此论著非信史，其中对贞观年间有诸多的美化和曲笔，不具有客观性。
这样的考量在主播看来是合情合理的，因为看到有学者对《贞观政要》的内容进行了全面的考证，将其中的描写和其参考的《旧唐书》等进行比对，发现——
这里边写起来还真的大有门道，曲笔、篡改、断章取义、驴头接马嘴等各种小技巧都用上。
举个例子，有一个叫庞相寿的官员，因为贪污受贿被罚除去官职。可这个人还有再入官场的心思，他就再次找到李世民，表达了自己的一片忠心，李世民被其感动，答应他让他官复原职。
这时，魏征，李世民的头号谏臣，立刻表明了他的不满，他认为这时这时不负责任的行为，庞相寿既然犯了罪就理应受到责罚，不应该靠打感情牌就超越法律条文。
李世民从善如流，依照魏征的意见驳回了庞相寿的请求，至于庞相寿，他赏赐了他一些财物。
以上都是前置小故事，接下来的才是《贞观之治》的小心思。
《贞观之治》记载道，此人拒绝了李世民的赏赐，流泪而去。
而《资治通鉴》中的记载是：“赐帛遣之，相寿流涕而去。”
你品一下，这个意味是不是完全不同了。
按照《贞观之治》的写法，李世民就是在教化贪官知罪，而庞相寿拒绝了李世民的馈赠也表明他有所反思，在向着清正廉洁转变。而按《资治通鉴》的意思可就不一样了，这小子是一点儿没反省，拿着赏赐其实并不满意，想到自己没能官复原职难过地都哭了。
说起来也没改几个字，但是这笔下的含义就完全变了。
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大的过错，因为这原本就不是为了保存历史条目而写就的著作。
回到这本书书写的起因和作者身上，就可以发现，《贞观政要》的编纂，与其说是一本历史著作，不如说是为最高领导人写就的一本政治著作，这更像是一本贞观年间的政治思想指南。
作者吴兢本人也是一位敢于犯颜直谏的谏臣，在所有人都唯唯诺诺的时候，只有他敢于直谏李隆基，并且以太宗直言纳谏为例劝阻李隆基。在别人要求他修改史书时，他也直言不讳这是不正直的笔法，他不能也不愿。
这样一个人写出的《贞观政要》，他难道不知道自己写的很多细节是和史料对不上的吗？不，这是他故意为之。
从这个角度来看待这本论著的话，这些微妙的曲笔就可以理解甚至是原谅。整套书记载了诸多唐太宗君臣之间的讨论以及魏征等人的上谏，其核心目的是传达一种政治信念，告诉读者，要学习唐太宗直言纳谏的态度和王道儒家统治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