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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日清早，塞涅尔下楼时，凌深已经在吃早饭了。到了周末，政府的公职人员会休假，而一如往常，凌深会去自己和另一名退伍陆军上校列维·布莱克伯恩共同创办的慈善基金会，帮助因伤退伍或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老兵过上正常生活、重新融入社会。
这个Alpha永远保持着笔直挺拔的身姿，哪怕是此刻坐在自己家的餐桌上，军人的习惯如同血液在血管里流动一样成为了他身体运作的一部分。塞涅尔坐在他的对面，看到他握着叉子的左手有明显的颤抖，无名指上银色的素圈也闪动着模糊的光。
那只手上有一个巨大而狰狞的伤疤，许多年都不曾退去，像一朵邪恶的枯萎的花一样留在凌深的左手上。那是他在五年前的一次行动中受重伤留下的痕迹。子弹打穿了他的掌心，而由于部队陷入巷战遭受围困，医疗兵被击中头部死亡，伤势一直拖延到了他们撤出交战区。所幸那是小口径的劣质子弹，射击距离也不近，他的手还是保住了，但手掌神经受损，中指和无名指不能合拢。因为无法再持枪，他不得不退役。他的左手现在提不了重物，开车也必须佩戴专门的金属手套来固定手部。
去不掉的疤痕是凌深一生的痛，他在那次行动中失去了超过四分之一的战友。离开战场后，他无可避免地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好在他能够以顽强的意志克服心理上的恐惧，尽管心理饱受折磨，也未曾对周围的人表现出强烈的攻击性或是做出其他不好的行为。
但沉默寡言的男人从此变得更加冷漠。他在回到墨菲斯与塞涅尔结婚后，更进一步地深刻领会到了所有在战场上的热血、英勇与无畏，所有在为“自由、平等和生命权利”而战的理想，所有对经受苦难的人们产生的同情和由此产生的解放这些人的使命感，都不过是一个群体被不自觉地利用罢了。子弹、炸弹和炮弹呼啸乱飞，鲜血和残肢满地，熟悉的人在身边死去——在那种场景下，人是无法自觉而活的。他们作为职业军人只有一个真正使命，就是一直战斗下去，直到在安全繁华的墨菲斯的政治家们让他们停下。
“今天会回来吃晚饭吗？”塞涅尔照例在每天早上这么问一句。
“应该不回。”凌深没有抬眼，自顾自喝完最后一口咖啡，“我先走了。”
塞涅尔还没有开始用早饭，却先起身，跟在凌深的身后走到门口。他对自己的丈夫说了一句“祝你今天一切顺利”，然后目送他的Alpha驾车离去。
这就是他们一天中为数不多的交流。机械重复的话语，仅仅履行夫妻关系间最基础的义务，如同自来水管中流出来的水一样，按照早已规定好的路径，一滴水花都不会往外溅。
凌深到达基金会后，先去了射击场，与一些在做训练的退伍军人沟通交谈。基金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通过指导射击帮助退伍军人克服战后心理创伤，凌深只要有空就会过去。虽然自己的手已经无法使用步枪，但他依然能依靠口头交流来帮助这些人。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他就回到了自己在基金会的办公室。基金会是慈善组织性质的，日常运行花销基本都来源于筹措资金，而他今天来的最主要目的是见一名资助者。
这位重量级的资助者是目前联邦最主要的军工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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