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失踪的孩子(1/2)
小恶不是恶。
我在酒桌上听在缅甸做小商品生意的陈爷讲过一个说法：金三角生活着两种人，一种泯灭良心有钱拿，另一种人，没有良心也没有钱拿。
2009年5月上旬，中国方面的卖家出货渠道出现一些问题，导致我负责的线路上，货物得不到及时补充，只能暂时搁置，我也停工休息。
无所事事两天以后，猜叔带我去大其力玩。
我问猜叔，怎么不去小孟拉，反而要跑这么远的路来到大其力。
猜叔转头对我笑道，带你去见识见识金三角的魅力。
我很诧异，之前不是在达邦、小孟拉这些地方早就感受过了吗。
猜叔摇着头告诉我，外人都认为金三角很大，其实不是这样的。像小孟拉这些靠近中国边境的地方只能算泛金三角区域，大其力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核心金三角。
那两个地方有什么区别？我又问。
猜叔这次回答得很简单，就两个字：安静。
我最开始不明白，为什么猜叔会用安静来描述金三角，直到我第一次踏上大其力的土地。
当天早上9点钟，太阳已经把整个地面照得火亮，我们的车子缓缓开进大其力附近郊区的一条街道。
两旁的房子破旧不堪，除了沿街一些小赌坊粉刷过墙壁，其他的地方全都坑坑洼洼，甚至有很多房屋呈现风一吹就要被刮倒的模样。
时间还早，路上行人不多，年纪大的坐在房屋的阴影下，年纪小的倚靠在树旁，目光随着我们的汽车行进方向悄悄移动。
我把车窗摇下来一点，可以清晰地听到汽车压过树枝，发出“呲呲”声。
猜叔把汽车又开了一段，踩下刹车，停好，下车。汇集在我们身上的目光慢慢消失。
猜叔拍着我的肩膀，告诉我：如果今天不是他带我过来，只有我一个人的话，刚下车就能被这些看上去弱不禁风的老人和小孩围着要钱。
我点点头，说自己已经感觉到金三角的安静了。
猜叔笑着拍了我的脑袋，叫我别不懂装懂。然后把口袋里的枪掏出来，朝着天空打了一下，“砰”，声音很大，猝不及防的我耳朵都给震得嗡嗡响。
猜叔努了下嘴巴，示意我向四周看看。我揉着耳朵照做。这么大的声响，竟然没有引起任何恐慌，两个互相撒尿玩的小孩子，也没有停止手里的动作。
“为什么？”我问猜叔。
“一把枪而已。”猜叔笑着把手枪放了下来。
“这里两年一小乱，三年一大乱，这些人早就习惯了。”猜叔把枪放进皮套里，边扣上扣子边问我，“枪声和鸡叫声，真的有区别吗？”
我下意识想要说有，但怎么也说不出口。只能赶紧催促猜叔带我离开郊区，去大其力的县城，有很多中国人玩耍的地方。
到了大其力县城，猜叔临时有事要赶回去，问我走不走。我心想3个小时的车不能白坐，什么都没玩就回去亏了点，就摇头拒绝。
猜叔也没勉强，把我介绍给这里四五家赌坊的总巡场认识，让我有事可以找他，就开车离开了。
总巡场姓赵，我叫他赵哥，30岁出头，十五六岁的时候过来缅甸，算是“后期混血儿”。
赵哥从一个最小的“签单”马仔做起，十来年时间就做到赌坊打工仔里的最高级别，还混了些股份，娶了两个越南美女。
赵哥长得一脸木讷，话不多，看上去是个老实人，下手却意外狠辣。我见过他催“死单”时的模样，用一把铁榔头把男人的指头一个个敲碎，很残暴。
我从一开始就莫名讨厌赵哥，没待在他给我安排的赌坊和宾馆，自己一个人出门溜达。
大其力县城的中国游客特别多，我不用担心安全问题，何况我口袋里有枪。
大其力地方不大，有名的除了赌坊就是妓院，很多老嫖冒险坐船过湄公河，就想来尝鲜。我偷偷跟在两个秃顶男人身后，听他们大声讨论东南亚各国女人的差异性。
走着走着，凑巧看到一个没有门牌的小店，门内的蓝色塑料凳上坐着一个女人，穿着一条浅灰色的长裙，双脚并拢，双手放在腿上，脸上涂着一点点的粉，没有任何的笑容。
她在一片穿着笼基，花花绿绿的缅甸妓女中显得与众不同。我进了门。
店里只有一张木板床，一条竹制的长椅，一个卫星电视，还有两台电风扇，一台挂在墙壁上，一台摆放在床头，“呼呼呼”吹个不停。
长椅上斜躺着一个男人，很瘦很憔悴，正眯着眼睛看我。
我以为自己进了专门坑中国人的黑妓院，下意识想要掏枪，没来得及做出动作，女人的声音就传了过来，“你是中国人吧？”
我停止掏枪的动作，因为我从女人的口音里听出一丝亲切感。
我犹豫着问道：“听口音你也是中国人，还是温州的？”
女人听我这么说，眼睛一下就睁开，脸上还露出笑容：“你咋嫩峡得（你怎么知道）？”
我稍微沉默了一会儿，说自己以前有个哥哥就是温州人，温州腔的普通话一听就知道。
靠着异国遇老乡的兴奋感，我们慢慢聊起来，都是一些家乡的趣事。
直到我问她，为什么要过来做这个？
女的没有回答，男的反而硬挤着干枯的脸皮露出一个笑容：“你是老乡，我们算你便宜点，一次200，送全套。”
男的见我没回话，继续推销说，自己的店有个特殊卖点，他说自己是女的老公，可以全程在旁边观看。
这男人让我想起花姐当年的遭遇，一下没忍住，上去给了他一巴掌，刚想继续打的时候，发现两人没哭没闹也没反抗。正常人遇到突如其来的袭击，都会下意识伸手阻挡，但男人只是看着我，斜躺的姿势几乎没变化。女人把长椅边缘放着的玻璃杯拿到手里，大概怕我会不小心打碎。
我有点不知所措，把手放了下去。
金三角的小型赌坊里，温州人开的占了半壁江山，哪里赚钱，哪里就有温州人的身影。我头一回见到温州人在金三角混得这么惨。
我试着和他们沟通。我递给他们钱，想要知道他们为什么来这边。但他们都在回避这个话题。最后我实在没办法，打算离开。
刚起身，听到女的问我：“你在金三角待了多久？”
我回答：“挺久了。”
“那你认识这里雇佣兵组织的领导干部嘛？”
我假装自己认识。
“那你可以帮帮我们吗？”
我还不知道需要帮的忙是什么，就已经点头。
那天的上午到凌晨，我坐在这间闷热的小房子里，听完了这对夫妻的故事。
这对夫妻都是浙江温州人，男的叫张琦，女的叫孙锦芳，都是70年代末出生。
张琦从一所重点大学毕业，之后在一家中型企业上班，工作能力突出，四五年时间就被提拔成中层干部。
孙锦芳上的是普通专科，学的是会计，成绩不好，但凭借家里的关系也有一份稳定高福利的工作。这样的学历背景，在当时算得上是知识家庭。
温州流行相亲，结婚也普遍较早。两人经媒人介绍，认识不到半年就在家人催促下成婚。
“我们大学毕业没多久，互相的年纪都小，电影院都没去过，就要结婚了。”
孙锦芳说第一次见面，双方家长坐下来吃了一餐晚饭，就把婚期定在2000年的国庆节。按照温州的传统，是要先订婚，再结婚的，但两个家庭都很着急，好像赶着去救火，一切从快，跳过订婚环节，边在郊外盖自建房，边准备结婚事宜。
两人婚后的生活平淡无奇，柴米油盐、加班赚钱，如同所有中国普通家庭。
“我们两个一起生活没到一年，就觉得双方生活习惯完全不合，打算离婚了。”孙锦芳说这话的时候，偷瞄了一眼张琦，发现张琦耷拉着眼皮，也看着她，赶紧把头转回来。
她说张琦不爱干净，也根本不记得两人的任何纪念日，总共就给她买过3次礼物，还都没有超过20块钱；虽然每天都会做饭，但买的菜都是张琦自己爱吃的，零零碎碎的小事瞬间把她憧憬的婚姻生活击了个粉碎。
孙锦芳想离婚，就把这个念头表达给张琦，张琦没有任何挽回的意思，直接点头同意。即将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的时候，意外怀孕把这一切掩盖了过去。
2001年，孙锦芳怀孕，第二年生下儿子，小名叫丑仔。温州人对生儿子向来有种偏执，孙锦芳第一胎就生出男孩，让双方家庭十分满意，也为两人想要离婚的念头增添了很多阻力。
婚后第2年，张琦出轨，孙锦芳闹离婚，被双方家长劝和。婚后第4年，孙锦芳出轨，被情夫敲诈15万。张琦问孙锦芳是否还要继续过下去，孙锦芳点头。张琦选择原谅孙锦芳，因为不想闹得双方家庭都知道，支付了这笔钱。在这样的生活中，两人度过了6年。
2007年初，即将过年关，孙锦芳带着丑仔出门买零食。孩子说要喝饮料，孙锦芳就去排队，一个不留神，丑仔丢失。
接下去的一个月，双方家庭像是疯了一样满城寻找，没有任何讯息。
那段日子，张琦每天都要喝一斤白酒，一喝醉就打自己。拿脑袋撞门、烟头烫胳膊，试图用身体上的疼痛来忘记孩子走丢的痛苦。孙锦芳说这不是他的责任，叫张琦打自己，张琦不肯。
这样痛苦地生活了3个月，在双方家庭的长辈都纷纷放弃，劝说两人再生一个的时候，孙锦芳和张琦做了一个决定：他们要自己去找孩子。
“大家都说儿子找不回来。张琦不信。”孙锦芳说张琦从小家境贫寒，依靠读书硬生生闯出来一条路，还把父母、两个兄弟和一个妹妹的生活重担都挑在肩上。在他的认知里，没有什么是通过努力解决不了的。
同时，两人还做了一个约定：一旦找到儿子，马上离婚。
“为什么孩子找回来反而要离婚？”我问两人。
孙锦芳把张琦脚上的拖鞋拿掉，让他可以方便地踩在自己脚上，好给他捶打小腿。张琦的小腿皮肤很松弛，每碰一下都有波纹。
孙锦芳连续敲了十几下，才回了我一句至今都不太懂的话：“我可以陪他吃很多苦，就是享不了福。”
也不知为什么，在这之前，我其实已经见多、也听多了悲惨的故事，早就没什么反应。可这句话却就好像触到了什么东西。
孙锦芳的讲述很平静，没有愤怒，没有怨恨，没有任何想象中，经历了一些残酷该有的情绪。除了说到和张琦相处中的一些细节会偶有颤音，讲述其他事的时候，她的语调、音量都很少有起伏，就像给孩子说睡前故事。
我几乎不去打断，孙锦芳说，中国每年走丢的孩子非常多，找回来的寥寥无几。她和张琦都明白这一点，还是义无反顾踏上寻子的路。
出发前，张琦和孙锦芳把工作辞了，房子抵押贷款，家里老款的帕萨特低价典当，凑钱换了一辆二手陆巡，准备从温州周边的县城开始，慢慢扩大搜索范围。
“他说陆巡是出了名的跑不坏，一定要换车。”孙锦芳骂张琦是乌鸦嘴，车子跑不坏，人是不是就要一辈子都在路上挣扎呢？这不是一个好兆头。
孙锦芳和张琦给自己定的时间是一年，一年的时间里如果找不到孩子，就不再想这件事。
两人抱着这样的念头，开始一边到各个城市贴小广告，一边在公益组织里求助，有时还会花钱在报纸、电视上打广告。
经过一段时间的寻子之路，他们手上已经有了无数个寻子互助群，上面全部都是走丢孩子的父母。大家在这些群里相互鼓励，提供线索。
张琦和孙锦芳第一次了解，中国每年竟然有这么多的孩子因为各种原因走丢。接触得越多，两人对找回孩子的信心就越少。
“后来，我们在路上一整天都不说话。”孙锦芳说她和张琦两人，在寻找接近一年的时间后，已经变得麻木。他们只是沿着高速路开车，一个站口一个站口地下，飘**到哪里就在哪里粘贴小广告。
两人每天最害怕的是晚上临睡前的5分钟。因为他们有个习惯，睡觉前会把手上的中国地图打开，每寻找过一个地方，就会在地图上画个圈。但地图仿佛有自动清洗功能，圈圈永远画不完。
2007年的大年三十，孙锦芳张琦把车停在高速路上的紧急停车带，听着车载广播的节目，就着饼干矿泉水度过了新年。
2008年初，在双方父母、亲戚、朋友的日夜轮番劝说下，孙锦芳和张琦停止寻子之路，重新找了一份工作，开始朝九晚五地上班，健身锻炼，电影麻将，周末还会请朋友来家里吃饭，绝口不提儿子的事。这样过了3个月，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两人已经迈过这道坎时，他们选择重新出发。
“大家说的我们都懂，就是做不到。”孙锦芳说自己也知道重新生一个孩子，安稳上班就不会这么辛苦，两个人一直飘**在外面，路途可能漫长，也可能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危险，但还是无法放弃。
我当时觉得孙锦芳在撒谎，你都懂了怎么会做不到呢？后来才明白，有一类人会在权衡过所有利弊之后，选择一条最难走的路。
他们又找了3个月，还是渺无音讯。
一天，孙锦芳和张琦站在一个县城下属镇的电线杆旁，把手上最后一张寻子广告粘贴完，去车子后备厢拿备用小广告的时候，发现已经没有存货。他们痛哭起来，歇斯底里地打了一架。孙锦芳把张琦的脸抓花，张琦把孙锦芳的眼角打出血。
当晚，两人在一家很简陋的旅馆**，互相给对方擦拭药水，之后做了一次爱。这是他们一年来第一次**。
孙锦芳当时已经打算放弃，但张琦很认真地和她保证：他们一定会把孩子带回来的。
张琦和孙锦芳想的办法是，打入人贩子这个行业，至少会离自己的孩子近一点。他们开始给公厕、街边买卖人口的小广告打电话，假装自己是买主，想要借此机会和这一行的人搭上话。
小广告上预留的电话号码，连续十来个都是空号，后来总算打通一个，对方要求必须要先打预付款才交人。张琦和孙锦芳没办法，只能按照对方提供的银行户头汇款一万元，结果再没回音。孙锦芳两人陆陆续续被骗了四五万，甚至有一次遇到警察钓鱼执法，被关了几天，受了点苦。人贩子太谨慎，两人毫无办法。
后来，张琦慢慢琢磨出门道，要混入人贩子这一行，不能过于直接，要懂得曲线救国。做这些犯法生意的家伙，只会信三教九流的人。
抱着这样的想法，两人开始挑选适合进入的行当，最后一致决定去当乞丐。乞丐相对容易伪装，也没有入行门槛。张琦和孙锦芳不再开车，十多天不洗澡，拿着一个破碗，吃最便宜的快餐，睡在桥洞、工地、公园这些地方，买了点颜料，找块板子写上编造的悲惨故事，跪在地上沿街乞讨。
他们很快融入乞丐这个角色，等到两人觉得自己已经变成真乞丐，就开始试着接触其他的乞丐。
“出来这么久，就那几天最开心，对吧？”孙锦芳问张琦，还记不记得那几天，她每天晚上都要在张琦的怀里才能睡着。
张琦没回她。
说到这里，时间到了下午1点，该吃饭了。我对这个时间印象很深刻，是因为张琦说：“3个钟，你刚好要付给我老婆3个小时的点钟钱。”
我提议请他们去外面吃，两人没同意。
只见孙锦芳从床底拿出一个电饭煲，两个碗，两双筷子。没有饭勺，他们用碗反扣着打饭。她又打开桌子下的一个抽屉，掏出一个白色的塑料袋，袋子里是玻璃瓶装的红色辣椒酱，辣酱已经见底。
孙锦芳用筷子把辣椒酱涂到白米饭上，递给我，让我搅拌一下，“很好吃的。”她告诉我。
我拿起筷子，问她哪里来的辣酱。孙锦芳说是托老乡买的。“你现在还能托谁？”我问，她笑笑，没说话。
我尝试着吃了两口，饭很凉很硬，有点馊味，辣酱确实是熟悉的味道。
孙锦芳自己没有吃，脸上露着笑容，一小口一小口地喂张琦。看到张琦艰难地吞咽，我觉得这顿饭吃得很诡异，就问他们想喝什么牌子的白酒，我出门找朋友拿，保证正宗。
孙锦芳没说话，看了一眼张琦。张琦朝我摇头，幅度很小，“我不喝酒。”张琦说，自己从前就不爱喝酒，而且他酒品不好，喝多了会被家里人嫌弃。
看他说得很自然，我愣了一会儿，用左手食指戳着自己右臂，再看向他：“你都这样了，还怕什么？”
张琦朝我笑一下，眼睛睁大了点，“保持一些以前的习惯，让我觉得自己是个人。”
每个城市的乞丐大部分是固定人员，都是相互拉帮结派，很少有外来乞丐能够单独混饭吃。张琦和孙锦芳两个人，就选择待在安徽芜湖，加入其中一个团伙。这之后，两人正式开始乞讨生涯。
张琦说，乞丐内部也分等级。老大身边的亲信可以去比较繁华的地段，例如车站、步行街，而不招老大喜欢的家伙就只能去偏僻、人流量少的地方。孙锦芳和张琦就只能去中小学校附近，收益不多。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