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失踪的孩子(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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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行待的时间久了些,他们觉得乞丐也分好坏。好乞丐只是假装自己是残疾人骗取同情,坏乞丐则是偷蒙拐骗无恶不作,小到偷街边的电缆、路上的井盖,大到帮一些地痞流氓对女性企图不轨。

    关于这个,据我所知,乞丐并没有张琦说得那么恐怖,大部分都是些好吃懒做的可怜人,而且胆子普遍都不大,违法犯罪的事也不太敢做。毕竟要是有这胆量,早去混别的行业,不做乞丐了。

    张琦和孙锦芳觉得,一些乞丐因为熟悉当地的情况,会选择和人贩子联合,告诉人贩子哪里容易作案,哪里的小孩出没的次数多。张琦问他的老大认不认识人,让他也加入人贩子这个行业,他想发财。

    张琦当时的老大是个50多岁的老乞丐,四肢健全,无儿无女,一生都在行乞,平常没事还会挑逗孙锦芳,占点小便宜。

    这样一个人,在听了张琦的话以后,把他狠狠打了一顿,叫张琦带着孙锦芳滚。

    老乞丐看不起人贩子。

    张琦和孙锦芳并没有就此放弃。

    他们很快又加入另外一个乞丐团伙。这个团伙的成员比较复杂,其中有人能和一家比较大型的拐子团伙联系,张琦就此正式接触人贩子行当。

    人口买卖有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存在,包括买家卖家以及中间的抓人渠道,都有很严格的控制。人贩子一般是两到三人为一个小组,而且内部有业务范围划分:小孩和年轻女性是其中最大的经济来源。

    我接触过一些人拐子,虽然不像张琦说的那样有专业分工,但大部分还是有一套自己的流程,一般是亲戚带亲戚,朋友带朋友,两三个人就开始全国各地流窜,很少有超过五个人的,甚至很多人是因为听到附近村子有人想要买老婆,单枪匹马跑出去抓人。

    张琦选择加入的人贩子组织因为规模比较大,所以有一个入伙考核。考核的标准就是成功拐卖一个人口,时间越短,质量越好,考核打分就越多。

    张琦和孙锦芳原本是想慢慢在这一行打探消息,看能不能凑运气打听到自己孩子的下落,没想过真的要当一个人拐子,因为这已经是实打实的犯罪。但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孙锦芳和张琦两人积攒的思念之情超过一切。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他们不想放弃。

    仅仅商量了一个晚上,他们就告诉拐子团伙里的老大,自己夫妻选择加入,但是不偷小孩,只搞女性。

    “自己的孩子是孩子,别人的孩子就不是孩子嘛?”我问孙锦芳。

    孙锦芳没回答,而是转头看向张琦。张琦盯着我看了看,才说道:“是我逼着她做的。”

    张琦和孙锦芳选择了一所大学附近,那儿有一段道路比较阴暗,头顶的路灯不知道被谁打破,很适合作案。

    当时是两人加上组织里提供的一个经验丰富的老手,三人守株待兔。等了有一刻钟,晚上10点多的时候,终于有一个女大学生经过,看样子是着急回寝室。

    组织的老手从阴暗处窜出,装作问路。女大学生很谨慎,摆手说自己不知道,同时加快步伐,想要快步离开。但是老手紧随其后,在旁边不停地说着话,甚至伸手阻拦,想要女大学生停下来。女大学生很紧张,就差要起步逃跑。

    这时候,张琦和孙锦芳出现,两人手挽手并肩走来。孙锦芳看到女大学生以后,一把拉过来,和她搭话。

    女大学生一开始很惊慌,但看到孙锦芳朝她不停使眼色,张琦又守在一边,对老手怒目而视的模样,一下子反应过来。她以为自己遇到了好心人。

    女大学生机灵,顺着孙锦芳的话接下去,有一茬没一茬地聊天。

    孙锦芳出身富裕,说话好听,人也长得漂亮,给人的信任感强,而女大学生的社会经验比较少,没多久就完全信任了孙锦芳。

    “那姑娘太傻了。”孙锦芳说自己看时机成熟,就对女大学生说,看她一个人不安全,自己有车可以把她送回寝室。女大学生就此上了三人预先准备好的车子。

    孙锦芳打开车门,叫女大学生上车。女大学生刚抬腿,就被旁边的孙锦芳推了一把,整个人跌倒在车厢里。张琦冲过来捂住嘴巴,老手负责拿绳子捆绑住手脚,没几分钟,女大学生就被控制住。三人赶紧开车前往据点,郊外一个村子的民居里。

    后来发生的事,张琦没参与也没阻止,孙锦芳早早就上床睡觉。

    这之后的两个月,张琦和孙锦芳流窜于四川、湖南、贵州。业绩突出的两人在团伙内地位攀升,很多人开始管他们叫张哥、孙姐。趁此机会,张琦提议去浙江温州做案子,众人纷纷点头。

    其实早年间的东南沿海省份,拐卖儿童的案件屡禁不绝。因为经济发达,家庭条件优渥,小孩长得水灵,所以价格普遍比西北内陆地区的孩子高一些。

    张琦选择回到温州,是因为他认为当初自己孩子走丢,肯定不是小团伙作案。

    温州外来人口众多,鱼龙混杂,主要地区的乞丐都是扎堆结队,更何况人贩子这种暴利行业。

    儿子丢失在市中心,而中心区域向来都是大团伙的自留地。我能理解张琦的推断,因为在底层的灰色产业链中,很多人没读过书,却都掌握一个技巧:人群中一眼就能发现自己的同行。

    人贩子常见的手段是事先踩点蹲点,在人来人往的地方静静等待机会,长时间待在一个地方,后面进来的小团伙就很容易被发现。

    犯罪团伙都遵循一个原则:越小越难找,越大越显眼。张琦觉得自己终于有了一点线索。

    重新返回温州,张琦通过团伙里专门负责各省份踩点地盘的家伙,顺利联系上当地比较大的乞丐团伙。在给了一些开口费之后,张琦知道温州最近有哪些地方易作案,哪些地方小孩出没较多。张琦顺带着问出,去年快过年的时候,有没有人贩子团伙在市中心活动过。

    有乞丐告诉张琦,他记得有一群面生的人拐子过来这边。张琦问,现在去哪里了。乞丐不知道。

    张琦又问,那伙人的长相还记得不?

    乞丐也记不清,只说当初大概是四五个人,带着广西口音。

    张琦和孙锦芳起初听到这个消息时很兴奋,他们觉得这伙人很可能就是拐走自己孩子的人,但这情绪很快消失,因为人贩子基本不会在家乡犯案,这是习惯,所以去广西找是没用的,这个线索的用处没有想象中大。

    正在两人又陷入沮丧的时候,那乞丐问他们,是不是想要找那伙人?

    张琦点头,心里却没抱什么希望。

    乞丐却说自己可以联系上那群人贩子,只是要给报酬。张琦强忍住心里的激动,问,为什么你能联系上?

    乞丐说他去年刚好抱过一个小孩卖给他们,得了5000块钱。那伙人走的时候,给了他联系方式,说以后有小孩可以继续出手。

    人贩子一般同时使用多个手机号,给买家的联系方式是最常换的,给卖家的,则根据信任程度不同区分,感觉是同类的,就会留最常用的。

    我不相信,问孙锦芳:“这也太巧了吧?”

    孙锦芳重复了一遍我的话:“是啊,这也太巧了吧。”

    张琦给了200块的信息费,兜兜转转一大圈,竟然在温州获得了最可能拐走自己孩子的人贩子的联络方式。

    张琦得到联系方式的第一时间就打算报警,让警察来抓捕这群人,审问出自己孩子的下落,但被孙锦芳阻止了。“如果通知警察,警察肯定会问你们怎么知道有人贩子交易的?再追问下去,先被抓起来的肯定是我们自己。”

    张琦想了很久,决定引蛇出洞。

    张琦和孙锦芳花了几天的时间,拐骗来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之后让那乞丐打电话给对方,说自己有孩子可以出手。

    那伙人贩子很谨慎,先是仔细核对了是不是乞丐本人,问了一些诸如去年乞丐卖给他们的孩子长得什么模样,是男是女,具体年龄这些问题。确认以后,就挂了电话。隔了几分钟才又打回来,说具体的时间和地点,他们会另行通知。

    人拐子这一行,就算在三教九流里也算不上技术工种,比不上小偷、绑匪,甚至连卖“越南新娘”的边境人口贩子都比不上,还会被其他行业的人所不齿。

    我对这群人贩子有这么高的警觉其实有点惊讶,向孙锦芳深入打听了诸如在哪一片活动、团伙总共多少人这些问题,才知道他们确实是这行里做得比较大的。这伙人12年年底给抓了,4人判死刑,剩下十来人一辈子都要坐牢。

    在等通知的这段时间,张琦和孙锦芳就陪着乞丐和小女孩,四人同住在宾馆的一个房间,每天吃饭都是让孙锦芳去买,就怕错过电话。

    小女孩刚上小学,身上还穿着校服,整个人缩在墙角很少动弹,每天都不吃饭,后来饿得不行了才喝了粥。孙锦芳看到小女孩这个模样,就过去安慰她。“我叫她别哭,我不会伤害她的,我自己也有孩子,只是求她帮个忙。”孙锦芳说当时那小女孩听了她的话,哭得更凶了,直到被张琦打了两巴掌,才不敢再哭。

    第三天晚上8点多,乞丐终于接到人贩子的电话,说晚上10点,叫乞丐领着女孩去郊区的一块空地边等着。

    张琦怕小女孩坏事,出门前特意给她喂了安眠药,然后才开车带着乞丐前往目的地。

    在快要到达指定地点的时候,张琦让乞丐下车,抱着小女孩走过去。

    人贩子很警觉,比约好的时间推迟了半小时,应该是一直躲藏在暗处,觉察到四周没什么危险,才冒出身影。

    “那天只来了一个男的,长的还挺壮。”孙锦芳说还好对方人不多,不然他们会一直跟着人贩子到目的地,团伙分开后才动手。

    双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人贩子给了乞丐现金之后,就抱着睡着的小女孩离开。

    张琦和孙锦芳赶紧尾随,在人贩子刚想上车离开的时候,张琦趁他不注意,拿着钢管,敲了一个闷棍。第一下准头不够,从背后没打准脑袋,反而把肩膀打伤,人贩子躺在地上不断哀号,小女孩也被摔在一旁。张琦见状,又赶紧补了一棍,正中脑袋,但人还是没昏迷。

    “他还想打第三棍,被我拉住了。万一给人打坏了,孩子就找不回来了。”孙锦芳开始的情绪不算高,说到这里才拉高了些音调。

    两人拿出绳子,费力把人贩子捆好,堵着嘴拖上车。

    两人先把小女孩丢到派出所门口,然后才把人贩子拖回自己家。因为张琦租住的是偏郊区的自建房,可以直接把车开进院子,并没有人发觉。

    孙锦芳他们把人贩子拖进房间后,将他绑在一张椅子上,然后拿了毛巾,沾了热水,把人贩子脸上的血都给擦干净,准备问话。

    “最开始的时候,那家伙只会啊啊啊地叫,声音很大,我怕他吵到邻居,就把他的嘴巴用毛巾堵起来。”孙锦芳说过了半小时,给人贩子涂了点止疼的药水,他才安静下来。

    “那家伙很硬气,一直在骂我们,不肯承认拐了丑仔,更不肯说出把丑仔卖给谁。”孙锦芳说张琦先是打了人贩子几拳,然后搬了两个小茶几过来,每个茶几的一脚就压在人贩子的两边脚趾上,两人分别坐上去,疼得人贩子哇哇大叫。

    “那家伙每叫一次,我们就拔他一颗牙。”孙锦芳说后来人贩子就不叫了,只一个劲地流汗流泪。

    当晚,张琦和孙锦芳的逼问有了结果:孩子被卖给了云南的一户人家。

    隔天,张琦和孙锦芳坐上最早的一班飞机,前往云南。

    因为两人深入接触过人贩子行当,知道里面的孩子会遭遇什么样的苦难,所以在飞机上的时候,他们设想过很多场景,孩子被虐待、被性侵、被打断手脚乞讨等。

    “我们想了一百种情况,唯独没有想过,那户人家从事的是二手生意。”孙锦芳说的二手生意,指的是国内的人贩子和境外的雇佣兵组织联合,把孩子卖到金三角。

    他们说到这里,我就明白了。金三角常年动乱,死人,死很多人。大部分黑色行业的势力,其实都不愿意看到金三角陷入战争的泥潭,因为这会让生意变得难做。但其中有一个行业,巴不得天天都打仗,这就是金三角的雇佣兵组织。

    大部分的雇佣兵组织都接受各国的退伍军人,也收纳、训练童兵,只要有钱就可以帮助其他势力开战,也时常会出售一些训练有素的童兵给贩毒组织。

    因为现在的贩毒组织内部不禁毒,也时常相互开战,人员消耗得极快,所以缅甸、泰国、越南、老挝这些地方的孩子已经不足以支撑过高的死亡率,很多想钱想疯了的中国人就把目光放到中国境内。

    一个孩子的标准售价是两万,如果是长期客户,还可以打折。

    虽是如此,但因为卖出去的价格不高,赚到的利润不够多,所以中国儿童的需求量其实并不大,孙锦芳的儿子被卖到金三角的话,运气算是非常不好了。

    卖了丑仔的那户人家,是一个爸爸带着两个女儿,母亲早年上山砍柴被捕兽夹夹住,流血过多死亡,小女儿是买来的。

    我问孙锦芳,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孙锦芳回答我,他们把这三人捆起来问过。

    在得知自己孩子被卖到金三角以后,张琦和孙锦芳在河边坐了很久。第二天,两人花钱在路边的一家旅行社找了个边境导游。

    临出发前,张琦问导游,金三角真的很危险吗?导游点头,说最好不要去。

    张琦说,自己没办法的。

    2009年1月份,张琦和孙锦芳孤身来到金三角,先是在小孟拉,后来搭了一辆黑车前往大其力。

    金三角的世界和他们想象的一样,复杂而危险。但金三角也和他们想象的不一样,这里太复杂也太危险。

    来到大其力的第一个夜晚,搭他们过来的司机叫了一帮人,**了孙锦芳,然后给张琦静脉注射,让他百分百染上毒瘾,最后强迫孙锦芳卖**。

    在金三角,做这样一单女人生意,收益大约是10万元。

    这个行当里,有些是其他行业的人弄来女人卖给妓院赚人头钱,有些是自己直接强迫女性卖**。大概是不想把这些误入歧途的女人逼得太惨,会给她们留个念想:赚够10万就撒手。

    和赌坊签单是10万起,伐木工人后来也是10万元一条命,在这里,10万是个奇怪的数字。

    “如果你们迟点来就好了。”我告诉两人,2009年上半年恰好是大其力比较动**的时期。5月份开始,大其力的地方势力换了一批,安全问题好了许多。

    事情到这里,我听得有些难受,让孙锦芳不要再说下去。我问她:“现在找到自己的孩子了吗?”

    孙锦芳摇头。

    我只能安慰她:“没事的,雇佣兵组织不会把没有训练好的童兵卖给贩毒组织,因为这样得不到多少钱。”

    孙锦芳瞪大眼睛,佝偻着背,握着我的手,一个劲地问:“是真的吗?是真的吗?”

    我点头,告诉她千真万确。

    张琦靠在椅子上,胳膊都是针孔,一看就是吸毒过量的症状。他硬撑着站起身子,对我微微鞠了个躬,连说了3个谢谢。

    我问他们,想不想回中国。

    两人先是愣了一会儿,然后摇头说不回去了。

    我心里有点不舒服,就没有继续追问。我想给他们承诺,但是又害怕承诺他们,只得起身离开。

    张琦看我起身,还问:真的不要来一次吗?

    我当时想踹这家伙一脚,但是很快就收住念头。我怕把他给踹死。

    在离开店门的时候,我问了最后一个问题:“拐走你们孩子的家伙,现在怎么样了?”

    孙锦芳站在门内,先是沉默,然后才对我笑了下,却没有回答。

    我没再问下去。

    我当时年纪不大,因为家庭原因,对婚姻只有失望和不解,对于孙锦芳和张琦,印象最深的其实是个无关紧要的问题。

    我问他们:你们都这样了,回中国可能也生活不下去,这些年到底是怎么过来的?婚姻对你们来说是什么?

    张琦没说话,孙锦芳想了很久才对我说:熬。

    和他们聊的十几个小时,我记住的有很多,对这个问题,记忆却像隔了一层毛玻璃,回忆不出他们的动作、神态,这个“熬”字却留了下来。

    当天,我返回达邦,跟猜叔说,自己想认识金三角几家大型的雇佣兵组织。猜叔问我想要做什么,我随意撒了个谎,忘了具体内容。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重新回到大其力,站在那对夫妻的店门口,看到门口坐着另一个缅甸女人。她岁数看起来不大,头上扎了一条彩虹发带,一看就是义乌小商品市场买来的。

    我在原地站了十来秒,想透过门框看清店内的景象。但里面很黑,模糊一片。

    我开口问缅甸女人,原来的那对夫妻在吗?

    缅甸女人听我说的是中文,转头看了我一眼,没回答。

    她不是听不懂我的话,只是看我没有进去的意思,不想浪费时间。缅甸人只想和能带来利益的中国人打交道。

    我重复问了一遍。

    等了好一会儿,缅甸女人才终于不耐烦地回答:死了。

    我听完,直接转身离开,没问他们为什么死,怎么死的之类的话。

    就是“哦”了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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